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系列论断不仅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各个具体学科的理论反思与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重要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已逾四十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学科地位、学术影响与日俱增。然而，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该学科同样面临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任务：如何转变长期以来以引介、评述和资料梳理为主的研究范式，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正立足中国大地，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中心，建构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系统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这一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自发”回应外部思潮的阶段，迈向“自觉”进行理论创造与体系建构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所谓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建构”，并非对过往研究的全盘否定，更不是关起门来搞学术，而是在充分尊重和吸收既有研究成果与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确立更强的理论自信和主体意识，完成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它要求国内研究者从“跟着说”“接着说”的学徒状态，转向能够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对着说”，乃至设置并引领议题的“自己说”。这意味着，研究的本体论根基必须从对西方问题的被动观照，转向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切；研究的方法论路径必须从单纯的文本移植，转向中国话语的创造性运用；研究的目的论旨归必须从汲取思想资源，升华为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因此，本文拟遵从“为何建构—建构什么—如何建构”的理论逻辑，立足“历史前提与时代召唤”“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三个维度，对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建构问题展开系统论述，以期为推动该学科的总结性反思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学理支持。

任何理论体系的建构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既是历史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样植根于其四十余年波澜壮阔的学科发展史，并被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回溯其从引介到对话的知识积淀历程，分析其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向契机，是理解这一建构缘起与必然性的逻辑起点。

（一）学科的历史演进与知识积淀：从引介到对话的历程

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端于改革开放的“科学的春天”，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前后相继又话语交叠的阶段，在研究范式、核心议题与理论成果上不断深化，为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前提。

第一阶段是兴起阶段（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以“属性论范式”为主要特征。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面貌的国外思潮被大量引介至中国。彼时，学界的核心议题是厘清其“姓马还是姓西”的根本属性。这场围绕“西马非马”还是“西马是马”的争论，实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历经思想冲突动荡之后，面对异质性思想资源时深刻的自我调适与边界确认。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多表现为“资料评介式的研究范式”，即“脱离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脱离理论家思想演变的过程，对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文本做抽象的解读”，但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它打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阐释，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学界的理论视野，并为学科的建立凝聚了第一批研究队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异化”“物化”“工具理性”等概念的引介，该阶段的研究初步回应了中国在开启现代化进程中对反思资本主义弊病的潜在理论需求。

第二阶段是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以“思想史范式”为主要特征。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内外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没有陷入低潮，反而“逆势而上”。其标志性成就是大量国外原典的翻译出版，如重庆出版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研究范式也随之从简单的属性辨析转向了更为系统的思想史梳理。学界开始注重“从词源学、概念史、学说史、流派史等理论史研究角度出发”，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主要思想流派进行谱系化的整理与评述。核心议题从“是什么”深化为“为什么”和“怎么样”，即探究各种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得失。这一阶段的知识积累，使得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再是零散的、印象式的，而是开始形成整体性的、历史性的把握，为后续的理论对话奠定了学理根基。

第三阶段是大繁荣阶段（21世纪初—党的十八大前），以“问题式范式”为主要特征。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特别是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确立为二级学科，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建制化发展，研究队伍和成果数量均呈爆炸式增长，研究范式也日益彰显出“以问题为导向、密切联系中国现实、回应中国之问”的鲜明特征。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消费主义、技术理性、生态危机、空间正义等过去仅存在于西方语境中的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切实的“身边事”。这促使学者们的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述评”，而是开始尝试运用这些理论资源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例如，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马克思主义等专题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展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主体意识，从一个纯粹的“引介”学科，逐渐转变为一个力图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参照的“应用”学科。

第四阶段是新时代以来的转型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主体性建构范式”为主要特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世界角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在历史方位上已经从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追随者’，一跃成为它们的‘并跑者’、同时代人”。这种历史方位的转变，必然要求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学者们日益自觉地意识到，必须超越“跟跑”西方学者的思想内容和知识体系的局限，主动设置议题，建构能够与西方学者形成理论对话的自主话语。于是，研究范式从“资料译介式研究转向追溯逻辑理路的谱系式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从文本评析式研究转向理论体系建构式研究；在价值旨归方面，从汲取直接经验为主的对象式研究转向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凸显中国意义的主体性研究”。例如，已有学者尝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史的线索中梳理物化、革命主体等概念的内在逻辑，并探索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从“属性论”到“思想史”，再到“问题式”，最终迈向“主体性建构”，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视野不断开阔、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这一历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多元的研究方法和一支成熟的研究队伍，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不断的范式演进，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建构铺平了道路，使其成为历史逻辑的必然选择。

（二）新时代的理论自觉与主体觉醒：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向

如果说长期的知识积淀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那么新时代中国独特的社会实践与深刻的理论自觉，则为其提供了必要性和紧迫性，完成了从“自发借鉴”到“自觉建构”的关键一跃。这一转向主要由两大动力所驱动：一是社会实践前沿的客观要求，二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能动引领。

其一，社会实践前沿的挑战构成了转向的客观驱动力。这一挑战的核心标志，正是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不仅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更是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的现实。在以往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发展模式的“追赶者”，我们所遭遇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消费异化、工具理性统治等，西方社会早已先行经历，卢卡奇、马尔库塞、鲍德里亚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已给出了丰富的诊断。因此，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自发借鉴”，即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中寻找现成的理论资源来解释我们的“补课式”现代化问题。然而，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中国凭借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数字化社会治理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催生了大量西方经典理论——无论是主流自由主义理论还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新事实”和“新问题”。

例如，平台经济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其形态、规模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程度，与西方社会不尽相同；算法治理、数字劳动、数据产权、信息茧房等问题，在中国情境下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可以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随着互联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化技术、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日渐成为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前提”，这导致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呈现出从工业时代的话语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话语转型的过程”。数智时代这些“新问题”的涌现，使得我们无法再简单地套用福柯的生命政治、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或者哈维的空间理论。当中国的社会现实超越了西方理论家的经验边界，就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发借鉴”的外部参照系，从而被历史性地推向了理论创新的最前沿。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前沿的数字实践，正是催生一个全新知识体系的时代需要。它迫使中国的研究者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实践出发，提炼新概念、建构新理论、形成新范式，从而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根本转向。

其二，理论自觉的引领则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引擎和政治保障。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到思想文化领域主体性自觉的极端重要性。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再到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部署，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层层递进，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这一理论自觉的引领，深刻地回答了“为何建构”的根本问题。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参与全球话语竞争的必然要求。同时，其也指明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总体思路，以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原则。这种来自顶层的理论号召，将源于社会实践前沿的客观挑战，升华为整个学界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纲领。它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转型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使其不再是零散的、学理层面的自发探索，而是成为一项有组织、有方向、有目标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构建马克思主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在把握重要性、增强自主性、完善体系性、突出创新性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思考。”正是“实践前沿的挑战”这一客观驱动力与“理论自觉的引领”这一主观能动性的历史性交汇，共同催生了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向，从而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一种学理上的可能性，转变为一项紧迫的、必须完成的时代使命。

明确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性之后，接下来的核心问题便是“建构什么”。一个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明确的价值内核与精神气质，也要有系统、稳固的理论框架。对于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涵在于“主体性”的确立，即在研究中始终坚持中国立场、探索中国方法、形成中国评价；其理论框架则表现为“三位一体”的系统建构，即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全面创新。

（一）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与中国评价

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种“他者主导”的倾向，即以西方理论家设置的议题为议题，以其概念框架为框架，研究的评判标准也往往依附于西方学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从“他者主导”到“自我定向”的根本转变，牢固确立研究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具体体现为立场、方法与评价三个层面。

首先，坚持中国立场是主体建构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意味着研究的价值原点和最终归宿必须从服务于西方理论谱系的内在演进，转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中国未来为核心的研究体系”。新时代，这一立场需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一方面，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单纯满足知识“考古”的兴趣，而是为了“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还是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其理论价值最终都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中得到检验和衡量，从而“在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服务于“中国未来”。我们的研究必须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同频共振，思考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如何为我们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未来事业提供思想启示和理论镜鉴。坚持中国立场，就是要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其次，探索中国方法是主体建构的核心驱动力。方法论的自主是理论自主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用“六个必须坚持”概括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脉相承，成为当代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指南。我们必须超越纯粹的文献梳理与理论移植，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方法论。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对象式研究”走向“对话式研究”。这意味着我们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评述研究对象，而是要以平等的姿态，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与国外理论家展开交互性、批判性的对话。二是从“纵向谱系研究”转向“横向维度研究”。有学者指出，以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是“以历史脉络为线索的纵向谱系研究”，而新时代需要发展出一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维度上的横向研究”，即将国外理论资源视为一个可供调用的“工具箱”，根据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进行跨流派、跨国别的“横向”整合与重构。三是推动“中西马”融通的方法论创新。这意味着要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如“体用不二”“和而不同”等，融入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重构之中，以期突破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局限，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最后，形成中国评价是主体建构的成熟标志。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学术自信和理论成熟的体现。我们必须摆脱“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学术依附，形成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功过是非的独立、成熟的评判标准。这要求我们，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评判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鉴别和评判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绳。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国外理论的价值高低，不能仅看其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与声望，更要看其对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三要坚持辩证分析，既不盲从也不偏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形成中国评价，就是要建立起一套既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又有宽广世界眼光，既有深厚理论根基、又有敏锐现实洞察的学术鉴赏力和理论决断力。

总之，坚持中国立场、探索中国方法、形成中国评价，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性的核心内涵。这是一个从价值原点到研究过程，再到成果评判的全链条的主体性建构，是实现该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灵魂与根基。

（二）“三位一体”的系统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如果说主体性的确立为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灵魂，那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三位一体”建构，则为其搭建了筋骨和血肉。这三大体系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系统、完整的知识生产、组织和传播系统。

首先，学科体系的完善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制度平台。学科体系是知识得以规范化、建制化传承与发展的组织保障。完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体系，关键在于提升其自主性与内生性。以国内相关教材的编纂演进为例，便可管窥这一自主性成长的历程。早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概论性教材，其结构大多借鉴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带有明显的“引介”色彩。而新时代以来，我国新编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分析视野，将生态、空间、数字、生命政治等议题纳入核心章节，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时代脉搏的自主把握。

以此为基础，未来学科体系的完善应从三方面着力，一是优化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模式。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念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开设更多专题性、问题导向性的课程，培养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与“学贯中西”的宽广视野。二是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跨学科特征，应鼓励其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等学科进行深度对话，在“视域融合”中开拓新的研究增长点。三是加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二级学科的深度融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成为“空中楼阁”，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学科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服务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目标。

其次，学术体系的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动力引擎。学术体系是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体现了一个学科的原创能力和理论贡献。建构自主的学术体系，就是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产出一批具有中国气派和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其核心任务在于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原创性命题和理论范式。

例如，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这一全球性现象，我们不能满足于转述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或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等概念，而应立足中国庞大的数字经济实践，提炼出如“算法治理的中国模式”“数据要素的国家规制”“数字共同富裕”等更具解释力和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在理论范式上，要敢于建构我们自己的解释模型，例如，有学者提出的以“中国问题、中国思想和中国制度”为三大支点来“重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有学者提出的从“纵向谱系”转向“横向维度”的研究范式，这些都体现了学术创新的可贵尝试。一个成熟的自主学术体系，最终应能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流派和系统的学术成果，能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西方学者就重大理论问题展开平等对话，而不是仅仅作为其理论的注脚和应用场景的提供者。

最后，话语体系的打造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传播支撑。话语是思想的载体，话语权是软实力的核心。“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是以本国语言文字对由诸多概念、理论、信念和经验所组成的思想体系的系统表达”。打造自主的话语体系，就是要用世界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话语体系的打造具有双重任务，一是对内转译、重构。即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庞杂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转译和创造性的重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理论学习和现实需求。这要求我们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转译中辨明其理论的实质价值与思想局限。二是对外表达、发声。即在全球治理、文明互鉴等重大议题上，能够运用中国自主的学术话语，就全球性问题发出有影响力的“中国声音”。例如，在讨论现代性危机时，我们可以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提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新文明形态”话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思想启示。打造自主话语体系，就是要实现从“有理说不出”到“既能说出又能说好”的转变，让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智慧结晶，真正成为全球知识图景中一股不可忽视的东方力量。

综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犹如鼎之三足，共同支撑起自主知识体系的大厦。学科体系提供组织保障，学术体系提供内容创新，话语体系提供传播能力，三者协同并进，方能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

宏伟的蓝图必须依靠切实的路径方能实现。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书斋里的玄想，而是一项需要理论与实践紧密互动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的实践路径在于“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对话”，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借鉴、融通与超越，为自身发展注入不竭动力；其深远的未来展望则指向“面向人类未来的全球叙事”，在全球知识格局中确立自身地位，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世界意义。

（一）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对话：借鉴与启示、融通与超越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而是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与世界优秀思想成果的对话中实现自我超越。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这种对话的核心场域，便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实践，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进行一场双向的、创造性的理论互动。

其一，这场对话是借鉴与启示的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理论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史。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再到当代思潮对“数字资本主义”“加速社会”的剖析，为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结构性弊病以及可能带来的“现代性病症”（如人的异化、生态危机、社会失范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这些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其展开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旨归在于助力说明“一条既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现代化过程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在中国是可能的”。

具体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本质要求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启示。例如，其对消费主义和文化工业的批判，有助于我们警惕资本逻辑对精神文明的侵蚀，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对技术理性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始终坚持科技向善，避免人的工具化；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之间内在关联的揭示，则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这种借鉴，是一种批判性的吸收，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规避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陷阱，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其二，这场对话更是一种融通与超越的关系。它绝非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而是一个双向的、在对话中共同发展的过程。当我们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中进行检验时，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和原创性本身，就对原有理论构成了反思、诘问乃至超越。有学者指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已经“从对现代性的批判转向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并“从历时性批判转向共时性批判”。这意味着，单纯追溯西方理论的谱系已不足以回应时代，我们必须在“共时性”的全球场域中，用中国方案超越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局限。

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所面临的治理挑战和发展机遇，是任何西方理论都未曾充分预料到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更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历史铁律的根本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不断落实物质与精神相互协调的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从而在根本上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当我们将这些波澜壮阔的中国实践作为参照系，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便会显现出来。具体而言，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展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但在提出替代性方案时往往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或改良主义的妥协，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束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恰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另一种现代化的可能性”提供了现实样本。

因此，这场对话的更高境界在于“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智慧，更要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这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形成的将是一个既吸收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既能解释中国奇迹，又能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启示的、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

（二）面向人类未来的全球叙事：从“中国特色”到“世界意义”

任何一个伟大的知识体系，在立足本土的同时，必然具有普适性的关怀和世界性的眼光。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最终价值不仅在于学科自身的繁荣，更在于它能够代表中国，在全球知识舞台上，为人类的未来发展贡献独特的思想力量。其“世界意义”集中体现在两个宏大理念的全球叙事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一个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将极大提升中国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马克思主义一度陷入低潮。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有学者指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中心转移，不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同样要看中国”。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促成这一“中心转移”的关键一步。它意味着中国学者将不再仅仅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的“参与者”和“学习者”，而将日益成为“议题设置者”和“思想贡献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将能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向世界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与各国左翼学者就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世界社会主义新前景等重大问题展开更高层次的对话，从而在与全球左翼广泛交流、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发挥更核心的作用。

其次，这一自主知识体系将为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新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但往往难以给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恰恰能够通过“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智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融为一体，为全球治理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例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我们可以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一种超越零和博弈、倡导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方案。在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时，我们可以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的全球数字治理新规则。这些源于中国实践、经过学理提炼的中国方案，将通过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传播，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持。

最后，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最高成就，在于以学理的方式向世界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内涵与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展现出一种‘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在于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体系化、学理化地阐释这一新形态“新”在何处——超越了资本逻辑，实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倡导和平发展；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正是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曾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通过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进行比较与对话，我们将能更清晰地向世界揭示这一新文明形态的进步性与优越性，从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