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继承发展，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具有深厚理论特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突出地体现为政治性、现实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明确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现实起点、科学方法和基本规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深邃内涵、鲜明特征和时代意义。面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需要深入把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并不断推进其体系化和学理化，以理论创新引领开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特质；系统集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理论升华，也是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具有深厚的理论特质，突出地体现为政治性、现实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深邃思考和长远谋划。系统梳理和科学阐释这些理论特质，对于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重点、路径、方法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有利于推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和学理化进程。
一、政治性：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方向回答的是“改革向何处去”的历史命题，涉及道路选择、价值取向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仅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经验，更是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明确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在方向性问题上始终保持理论清醒和政治定力，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能变、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特质。
（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
道路选择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关于改革道路选择的错误思潮一度沉渣泛起：有的认为改革开放就应该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目标，有的存在“认为改革开放是‘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错误思想。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实行改革开放或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都是“死路一条”。他强调，改革方向的实质是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的问题，对于道路问题“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这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自信。历史地看，道路自信不仅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来自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正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我国才逐步健全完善制度体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物质匮乏、积贫积弱的状态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战略定力和政治自主性，在改革过程中偏离正确方向，对他国的经验模式盲目崇拜并照抄照搬，从而掉入依附式发展的陷阱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坚定道路自信，才能维护党和人民来之不易的建设和改革成果，才能摆脱对西方道路的迷思，才能避免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变，需要完整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者是对改革根本立场、根本方向、根本原则的确证，回答了改什么、不改什么的重大问题；后者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旨在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肯定了改革总目标并进行了新的表述，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增加了“继续”二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问题上的政治清醒和目标坚定，旨在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在新的起点上一以贯之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能变
价值取向反映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也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价值取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不能变，处理好人民主体性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使人民成为改革的利益主体、推进主体和评价主体，实现改革目的、改革动力、改革成果的统一，以此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价值追求。
第一，坚持为了人民谋划改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价值取向，因此“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一方面，人民利益是历史的、发展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举措理应适应时代条件和形势任务的变化，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在各领域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人民利益是现实的、具体的。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才能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再一方面，人民利益是多样的、复杂的。面对改革进程中关系复杂且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必须确保改革方案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切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坚持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参与其中才能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离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经验积累，全面深化改革在认识上的突破和深化、实践上的创新和发展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改革历程看，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习近平看来，“改革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才能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增强改革动力，将极具复杂性和挑战性的改革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作为改革事业的评价主体，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性并非抽象存在，而是通过共享改革成果实现自我确证。如果改革不能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不能创造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改革就没有意义，更无法持续。因此，改革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是检验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涉及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一方面，要让人民共享更多的改革成果。这就要求不断提高改革效率，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改革成果在量上的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得到总体改善、权益得到真正保障。另一方面，要使人民共享的改革成果更具公平性、正义性。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普遍期盼。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锚定改革的基础性、普惠性和均衡性，使改革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
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缺乏强大政治主体的领导，就容易迷失方向。历史与实践证明，这一政治主体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性政党。“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改革意志，能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纠正错误、冲破藩篱，并且能够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开创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政党。指导思想的先进性、组织原则的先进性、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共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改革能力，能够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制定改革的科学方案，保证改革的有序推进，确保改革的有效落地。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性政党。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具有为人民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人民情怀和远大理想志向，能够立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敢于同干扰改革开放大局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先进性、人民性等卓越品质，习近平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作为确保改革方向不能变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变，必须在协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中加以落实。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纵向层面，加强党对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地见效；在横向层面，确保党的领导覆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领域；在动态层面，加强党对改革节奏的科学把控，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等改革过程中的重大关系。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具体而言，要以加强自我革命为引领，不断提高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我国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要以推进党内制度改革为抓手，持续深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以及防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制度机制等改革；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能力建设，树立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意识，确保党能够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总体上看，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互动，中国共产党才能以强烈的责任担当肩负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使命，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二、现实性：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起点
习近平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只有立足现实情况、满足时代需求，才能对实践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现实是客观的、动态的、深刻的，理论创新必须把握时代的真实状况、演进过程及重大问题。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目标任务、面临的各类问题为起点，彰显了鲜明的现实性特质。
（一）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作为一项永无止境的社会变革，我国改革事业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任务，使改革过程呈现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地位进行了科学评价，强调这次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这一“新征程”的叙事，是对当下我国改革事业所处历史方位的界定。进言之，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新时代为背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出发，从社会物质条件积累和国内外形势变化出发，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新的任务目标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新征程”在改革和发展上有其历史规定与时代诉求。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科学的历史观、大局观看待新时代和大变局下我国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变与不变的辩证视角审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国内层面，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从解决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转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由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本身的不平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的改革思路和路线图，以统筹谋划、协同推进的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同时，基于“两个没有变”的清醒认识，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握“基本国情”、立足“最大实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国际层面，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又有效应对国际的动荡变革和激烈竞争。面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习近平科学研判时代发展潮流，强调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质言之，直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
（二）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历史地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动力支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并在充分把握世界格局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进入新时代，经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持续探索和接续奋斗，我国在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和系统部署，进一步弘扬了围绕中心任务推进改革的成功经验。“‘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党的二十大确立的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同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关联，直接指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中心任务完整逻辑的现实展开。”习近平明确强调要紧紧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目标导向和现实指向。
就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不断破除思想束缚和体制藩篱，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一方面，从思想层面看，意识是物质的反映，但意识往往晚于物质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这就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及时排除各种错误观念干扰，既大力反对因循守旧，解决不愿改、不敢改的思想认识问题，又坚决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守正创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理论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思想引领和观念支撑。另一方面，从体制层面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某些内容和环节不再适应新时代新征程的要求，某些制度不够系统、不尽完善，就必然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因此，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应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弊端，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才能不断增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适配性，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所谓问题，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社会矛盾的客观呈现。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问题的把握，理论正是在直面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创新和飞跃。习近平指出：“理论的飞跃……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而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进程中形成的真理性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形成了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科学理念、规律认识和战略策略。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正是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的突出矛盾为问题指向，在回应并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基础上形成并不断发展的。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现实性不在于对现实问题的直陈，而是强调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谋划和推进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习近平“把全面深化改革置于多元复杂的矛盾体和问题域中考察”，“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在发现、筛选、研究和解决问题中战略性、前瞻性地谋划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一般而言，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是纷繁复杂且多样多变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对象，并上升为理论研究课题。习近平提出“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围绕反映人民需求和具有时代价值的重大问题进行长远规划和总体设计，重点把握影响公平竞争环境、经济社会活力、政府效率和效能等问题。二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老问题”。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部分问题的解决在以往的改革阶段不具有现实性，因而被遗留了下来。此外，由于时代发展变化，一些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不断演化，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对此，习近平提出“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强调必须不断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方法，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好这些“老问题”。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问题”。面对改革事业深入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习近平指出必须掌握科学思维方法，以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增强对改革风险挑战的预见性。同时，他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调研、经常调研，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题，把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在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三、系统性：注重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
改革开放需要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指引。这一科学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突出表现为注重系统集成，即“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领域之广泛、内容之全面、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内在要求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具有突出的系统性特质，为改革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提供了重要方法指导。
（一）更加注重改革内容的系统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解决普遍贫困、实现经济增长是改革的当务之急。改革以农村为起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后将重心转向城市，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稳步推进对外开放，通过兴办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通过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解放和发展，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历史奇迹。但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多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复杂，国家治理各方面的联动效应更加凸显，迫切需要加强各领域之间的改革统筹，以破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征，强调要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进行了说明，强调之所以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是因为单个领域、单个层次改革已经不适应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换言之，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改革各领域内部和相互之间呈现高互动性和高关联性，零敲碎打不行，修修补补不行，片面化碎片化处理也不行，必须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方法论来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孤岛效应、短板效应、蝴蝶效应，推动治国理政各领域协同并进，发挥出改革的综合效益。正是因为把握了改革内容的系统性，新时代我国改革的全面性、层次性更加突出，有效推进了各领域改革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更加注重改革推进的整体性
全面深化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对改革的整体推进，不断增强改革的整体效能。首先，加强对改革的全局性谋划。如前所述，新时代以来我国改革内容的系统性明显增强，但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改革各领域都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和功能作用，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过去讲全面改革，其‘全面’强调各领域都改革，重点在‘都’，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强调各领域改革是一个整体，重点在‘整体’。”要“充分认识到整体对具体领域或单项改革的先行设定”，以全局视野实现改革政策统筹、进度统筹和效果统筹，以整体性视角“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改革开放有机衔接起来”，增强各项举措与改革全局的适配性，为改革的整体性推进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与合理的宏观布局。其次，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十五项主要改革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十四项主要改革任务，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同时，习近平强调应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要以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效能的整体提升。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从“六个紧紧围绕”到“七个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实现了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战略牵引。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不仅基本建立起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而且取得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重大制度创新成果，推动许多领域体制机制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三）更加注重改革战略的协同性
习近平高度重视改革战略的协同性，强调通过多主体的协同配合推动改革同向发力。一是增强改革方案的协同性。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必须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和衔接性。在改革方案完成后，“必须在大系统中进行模拟或估测，研究该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关系”，防止出现“分解谬误”与“合成谬误”的现象。对于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重点领域改革，习近平强调要同步推行配套改革，否则全面改革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二是增强改革落实的协同性。习近平指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改革的落实必须明确改革推进的责任主体与协同单位，健全跨领域、跨地区、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条块协同、左右联动，着力克服改革过程中的本位主义和部门主义。三是增强改革效果的协同性。改革是否取得成功最终要用效果来衡量，《决定》明确指出要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建立健全全面深化改革长效机制，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显著成效、存在问题纳入巡视巡查内容，统筹各领域协同配合的成效。
改革战略的协同不仅体现在改革系统内部的协调一致，还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其他重大战略的相互配合。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机制，又要以其为目标指引、法治保障和根本保证。“四个全面”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其中一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注重与其他三者的协调发展。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看，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另一方面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坚持用法治方式稳固全面深化改革成果，“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看，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坚持完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系看，一方面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全局高度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总之，只有真正做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协同，才能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改革合力。
四、科学性：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个相适应”，即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科学性特质。
（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着力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而生产关系也要持续调整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改革理论和路线的科学性必须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始终聚焦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从而促进发展动能持续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升级、社会活力持续迸发。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关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宣言，而且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近年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探索直接体现为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和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面对大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习近平指出必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之新，表现为生产要素及其结构的质态之新。生产要素的性质和形态都已今非昔比。”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实现进一步完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政府与市场关系、产权关系、分配关系等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通，不断筑牢发展的安全基石，才能形成“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强大合力，共同培育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二）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整体性视角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强调“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发展和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动，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但是，两对基本矛盾之间“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撇开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基于上述观点，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将生产力标准绝对化，必须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推动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需要。可以说，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是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相应调整。只有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推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以“两个毫不动摇”为原则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才能确保上层建筑的稳定性。同时，习近平强调应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更好地把握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进而为完善上层建筑提供根本方向和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变革的引领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变革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引领性，推动“上层建筑‘被动适应’经济基础转变为上层建筑‘主动引导推动’经济发展”。进言之，新时代以来的上层建筑变革准确把握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通过有序推进政治、法治、文化等领域改革，为瓦解旧的生产关系、培育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政治保证、法治保障和精神力量，不断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三）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可以说，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从一般意义上回答了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而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则在实然层面体现了前两个相适应的改革成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能动性和根本价值追求。
历史地看，如何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及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作出新的界定，明确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中。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强调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证。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习近平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他强调必须在增强制度自信基础上，持续推进“急需的”“必备的”制度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实现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有学者指出：“在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并有效平衡发展与秩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挑战与首要议题。”只有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和谐的发展秩序；也只有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才能不断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五、“四性”理论特质的内在逻辑及其功能指向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其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全面回答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价值立场、科学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四性”理论特质之间有机统一，对推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具有重要作用。
（一）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的内在逻辑
“四性”理论特质作为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重要特质，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其中，政治性是根本统领，现实性是重要基础，系统性是思维方法，科学性是核心本质，四者共同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属性和实践要求。
首先，政治性是根本统领。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任何理论都是有立场的，反映着特定阶级和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利益。因此，“站在什么立场”是理论创新必须首先回答的根本问题，构成了理论创新的价值基础。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政治性特质之所以居于统领性地位，正是由于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构成了理论特质的最大特色，规定了现实性、系统性、科学性特质生成的基本路径。
其次，现实性是实践基础。理论创新是对时代课题的及时解答，立足现实、关照现实、回应现实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现实的理论不具有真正的政治性，更不可能实现对问题的科学认知，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现实性特质正体现了这一思想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政治性、系统性、科学性特质得以生成的基础。
再次，系统性是思维方法。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决定了我们能否从多元的理论要素中把握其内在联系。“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质。通过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推动改革全面发力、纵深推进。
最后，科学性是核心本质。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实践中形成真理性认识，认清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为未来实践提供正确指导。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科学性特质是这一思想生命力的体现，是政治性、现实性和系统性特质的必然结果。正因为科学把握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顺势而为，推陈出新。
（二）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的功能指向
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都必然经历一个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只有完成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一种思想才能趋于成熟、走向科学，进而呈现完整的内容结构、彰显应有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特质是理论本质属性的表现”，对于推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结构。所谓体系化、学理化，就是要对庞大的概念、范畴以及观点等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梳理和总体性建构，以形成具有系统性、规范性、逻辑性以及学理性的科学体系。理论特质展现的是特定理论的精髓和要义，构成了把握理论内容、分析理论结构、认识理论规律的根本着力点。针对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的研究，就是要探讨这一理论的价值立场、现实指向、科学方法和内在规律等本质属性，进而为更好地把握其主要内容和内在结构提供基本遵循。
第二，有助于更好把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必须遵循科学方法，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以及不同学者对于同一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存在认知差异，特别是对于以思想观念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言，其实质是思想观念的再认识过程，导致“其体系必然有多种构建的可能”。只有深入挖掘某一理论本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客观呈现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形成体系化、学理化的正确路径，避免出现基于主体认知差异的体系泛化现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内蕴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是推进这一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应有之义。
第三，有助于建构改革开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旨在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彰显理论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出场逻辑、指导思想、演进进程和实践成就，为构建有关改革开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目前，学界对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对相关原理性问题、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话语的挖掘不够，需要通过多视角、跨学科的阐释加以推进。“一种思想或理论能够成为科学体系，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结构上，更体现在理论本身呈现出来的鲜明特征上。”因此，从理论特质切入对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研究对于展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独特风格和主体自觉意义重大，有助于建构和完善具有鲜明标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